2025年後的世界秩序 （By Yuen Yuen Ang）

對於數學家而言，2025年或許因“完全平方數”（45乘以45）這一罕見的對稱性而引人注目。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數字上的優雅——它標誌著戰後全球秩序的終結，以及一個新秩序即將誕生。

80年前，當世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走出時，戰勝的西方盟國設計一個旨在防止另一場災難性衝突的體系。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，是建立在三個相互交織的承諾之上：以美國領導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穩定、穩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工業進步，以及通過貿易和融合傳播繁榮的全球化。

這一個戰後秩序確實取得成就。在西方，一個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享受著政治自由和經濟繁榮。在全球，數億人擺脫貧困。有一段時間，歷史的发展方向似乎清晰可見，尤其是在冷戰結束後，甚至顯得不可避免。

然而，事後看来，我們能夠發現戰後秩序本身就埋下衰落的種子。權力集中在西方主導的機構手中，這些機構聲稱代表全世界發聲。美國的霸權常常導致過度干預和傲慢：在中東地區長達一代人的戰爭代價高昂，對美國模式優越性的自信，掩蓋國內衰敗的現實。

全球化固化一種不平衡的交易。貧窮國家低成本的製造業，讓富裕國家的消費者能夠大量購買，但卻以全球環境遭破壞為代價。隨著歐美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海外，當地社區失去就業機會和活力。與此同時，金融化使得僅通過投機和股價膨脹，就能更容易積累財富，進一步讓富者愈富，卻未能創造社會價值。

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個早期警告。美國政策制定者雖穩定了體系，但並未修復它。不平等加劇，政治情緒日益憤怒。到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時，他的政治崛起已不再是異常現象，而是遲早要付出的代價。

到2025年，累積的壓力已變得無法忽視，尤其是在前主導強國中。曾被視為永恆的跨大西洋聯盟分崩離析。貿易戰和保護主義產業政策宣告無摩擦貿易的終結。民主國家興起的民粹主義，揭示人們對精英機構喪失更深層次的信任，而移民很容易就成為替罪羊。

再加上氣候變化日益惡化的影響，西方領導人和思想家感到被“多重危機”（polycrisis）壓倒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這個術語準確描述全球危險的錯綜複雜，卻未能診斷出根本原因，既助長恐懼又模糊責任。它還將西方的衝擊框定為全球威脅，卻忽視世界其他地區（即全球多數國家）的主體能動性。

我們不應僅僅指認舊秩序的消亡，而必須追問什麼可能取代它。畢竟，儘管深刻的顛覆帶來嚴峻風險，但也為深層轉型提供難得的機遇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應將此刻視為一場“多重危機”，而應視為一個“多重機遇”（polytunity）——一個從邊緣地區推動全球轉型的世代性機遇。

新世界秩序的一些輪廓——特別是三個方面——已經可見。在地緣政治上，它將以多極化為特徵，美國和中國作為兩大強國，但都不是單一的霸主。如果非主導國家承擔更多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，並找到創新的合作方式，這種權力的擴散不一定會導致混亂。

此外，人工智慧（AI）將改變人類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根據對AI的監管和使用方式，它可能導致權力與財富進一步集中，但也可能降低獲取知識和提高生產力的障礙——例如通過翻譯、輔導和快速解決問題——特別是對於長期被排除在精英網絡之外的社區。

最後，全球化不會消失，但形式將改變。為純粹效率而優化的漫長、脆弱的供應鏈，正讓位於更短、更具韌性的供應鏈。當今的發展中國家不能再指望通過向富裕市場出口來創造增長；相反，它們也必須與鄰國合作，拆除區域貿易壁壘。

世界是抓住這個“多重機遇”還是屈服於“多重危機”，根本上取決於心態。即便西方政治和經濟主導地位正在減弱，西方將顛覆視為絕望的敘事卻仍在主導。然而，心態轉變最迫切的，莫過於全球多數國家，它們今天擁有的主體能動性潛力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。

這種心態必須具備適應性（adaptive）、包容性（inclusive）和道德性（moral）——我稱之為AIM。適應性在於發掘並創造可能性，而非僅僅控制風險。包容性在於摒棄一刀切的模式，轉而採用定制化解決方案，充分利用本土知識和能力。道德性則在於質疑不對稱權力如何塑造主流觀念和聲音，同時放大那些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聲音。

更早的一個“完全平方數”年份是1600年，它預示著將改變歐洲乃至世界的啟蒙時代的到來。啟蒙運動倡導理性與自由，但它也為帝國主義和霸權提供理論依據——不僅是西方對其他地區的統治，更是人類對自然的支配。我們有機會做得更好：建設一個更加多元、更加平等、更立足生態的世界秩序。

但是，2025年後出現何種未來，關鍵取決於我們選擇何種世界觀。哀嘆“多重危機”只會加劇癱瘓，而擁抱“多重機遇”則會激發變革。